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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概述

本报告系统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（EMDEs）的投资演变，涵盖投资增长放缓、结构转型、外国直接投资萎缩及投资加速期减少等关键趋势。报告区分公共与私人投资、有形与无形资产、部门分布，并探讨投资与就业、生产率及发展目标的关联。基于实证分析，报告评估了宏观经济冲击、财政约束、营商环境、全球一体化及技术变革等驱动因素，进而提出国内与国际政策优先序，强调改革组合与排序的重要性。报告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振投资、促进增长和就业的路线图。

报告的核心结论

EMDEs投资增长自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减速，已降至2000年代约一半的水平。

报告显示，2010-2024年EMDEs年均投资增长仅约5%，而2000-2009年为近10%。公共与私人投资增速均腰斩，且所有区域均受影响。FDI流入占GDP比重从2008年峰值近5%跌至2022-23年的约2%，约60%的EMDEs在2012-23年期间FDI占比低于2000-11年。投资加速期的发生频率显著下降，2010-22年仅23%的EMDEs开启投资加速期，远低于2000-09年的48%。

投资结构持续向服务业和无形资产缓慢转型，但EMDEs仍高度依赖公共资本和低技术投资。

服务业占FDI流入份额从2000-04年的45%升至2019-23年的65%，而制造业份额下降。无形资产投资在EMDEs中不足总投资的10%，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近20%。制造业中仅不到三分之一投资流向中高技术产业。私人投资占总投资的75%左右，但低收入国家私人份额仅约63%。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缺口依然巨大，投资赶超进程自2010年代初停滞。

强有力的制度、宏观经济稳定和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启动投资加速期的关键，且改革组合效果显著优于单一改革。

实证表明，同时改善财政余额、推进金融和贸易改革可使投资加速期启动概率提高约9个百分点（私人投资加速期提高近11个百分点）。结构性改革（贸易、金融、产品市场）三年内累计提升私人投资约2.2%。公共投资效率高、财政空间充足时，1% GDP的公共投资可使产出五年后增长1.6%，反之效果不显著。FDI流入在制度质量高、贸易开放的经济体中产出弹性更大。

全球环境恶化——贸易摩擦、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碎片化——对EMDEs投资前景构成重大下行风险。

报告指出，202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放缓、新贸易和投资协定数量减半、FDI审查机制从2014年17国增至2023年41国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升至历史高位。投资预测长期偏乐观，2010和2022年对EMDEs投资增速的十年期预测平均高估1.4个百分点。这些因素叠加债务高企和融资成本上升，使得EMDEs面临严峻的投资逆风。

重振投资需要国内改革与国际合作的双轨策略，并注重改革排序与互补性。

国内政策应优先改善营商环境、重建财政空间、深化贸易和投资一体化；国际层面需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、扩大对低收入国家的金融支持和技术援助。报告强调改革应打包推进：先稳定宏观框架，再强化制度，最后放开产品市场和资本账户。公共投资需与效率提升和私部门动员相结合。只有协同行动，才能将投资重新置于增长、就业和气候韧性的核心。

报告回答的关键问题

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为何持续放缓？

报告分析指出，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放缓：全球金融危机后两次全球衰退（2009年和2020年）造成投资急剧收缩且复苏乏力；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、财政空间因债务高企而收窄、长期利率上升抬高融资成本；营商环境改善停滞，改革势头减弱；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倒退，FDI审查增多、新协定减少。这些国内外因素共同抑制了投资活力，尤其在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地区。

公共投资能否有效拉动私人投资？

可以，但效果取决于政府效率和财政空间。报告显示，在EMDEs中，公共投资增加1%GDP可带动五年后私人投资最多上升2.2%，同时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1.9%和0.8%。但在高债务、低效率国家，这种挤入效应不再显著。因此，报告建议优先提升公共投资管理效率（如项目评估、采购透明）、扩大财政空间（税制改革、债务管理），并配套采用公私合作等模式。

外商直接投资对EMDEs经济增长有多大作用？

平均而言，FDI流入增加10%可在三年后使实际GDP增长约0.3%。但若国家拥有更强的制度、更开放的贸易、更优的人力资本和更低的非正规经济，该效应可升至0.8%。投资条约可使双边FDI提高超过40%。然而，当前全球不确定性高企、投资协定锐减，FDI流入绝对额在2023年降至2005年以来最低。报告指出，为最大限度获益，EMDEs需改善营商环境、加强人力资本和金融深化。

哪些政策组合最能启动投资加速期？

实证表明，同时推进财政巩固、贸易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政策组合，可使投资加速期启动概率提高约9个百分点，对私人投资加速期提高近11个百分点。单独实施贸易改革而无配套改革，反而可能短期内压低私人投资。因此，报告强调改革须打包实施，并注意次序：先稳定宏观和制度基础，再释放私营部门活力。案例研究（哥伦比亚、印度、韩国、土耳其）验证了综合改革的有效性。

报告中的代表性数据

10%（2000-09年）降至5%（2010-24年）

EMDEs年均投资增长率

2000-2024，投资加权平均增长率，按2010-19年不变价计算。样本包括68个EMDEs。

约2%

FDI流入占GDP比例（中位数）

2022-23年，EMDEs中位数，较2008年峰值近5%下降一半以上。样本包括134个EMDEs。

五年后GDP增长1.1%

公共投资增加1%GDP对产出的影响

五年前后，平均EMDEs，高效率和低债务国家可达1.6%。基于局部投影法估计。

以上数据根据报告摘要整理，具体统计口径和数值请以完整报告原文为准。

完整报告包含什么

  • 第一章：EMDEs投资趋势、结构与驱动因素。详细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增速的放缓、区域差异、资产类型（有形与无形）和部门分布的变化，识别融资约束、贸易开放、制度质量等投资驱动因素，并探讨衰退和金融危机对投资的深度影响。
  • 第二章：投资加速期的魔力。基于1950-2022年115次投资加速期的识别，展示加速期如何带动产出增长（中位数5.9%）、就业率上升、生产率提高和贫困减少，并分析宏观政策（财政、金融、贸易）及制度质量在触发加速期中的作用。
  • 第三章：公共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。评估公共投资对产出、私人投资和潜在产出的乘数效应，强调财政空间和效率的重要性，提出“三E”政策包（扩大财政空间、提升效率、获取全球支持）以最大化公共投资效益。
  • 第四章：重振私人投资的政策选择。基于企业调查识别的约束（基础设施、税收、融资），分析结构性改革（贸易、金融、产品市场）对私人投资的影响，展示改革组合优于单项，讨论哥伦比亚、印度等成功案例。
  • 第五章：外国直接投资退缩：扭转趋势的政策。刻画FDI流入的区域和部门演变，评估FDI的宏观经济效应（在好制度下更强），分析投资条约、贸易一体化、碎片化等因素，提出吸引FDI并放大收益的三管齐下策略。
  • 完整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投资缺口估算，包括满足SDGs和气候目标每年需增1.5万亿至2.7万亿美元（低收入国家约8%GDP）。
  • 详细的国别案例研究，涵盖13次加速期在10个经济体中的表现，如摩洛哥、土耳其等，展示量身定制的政策组合如何推动投资起飞。
  • 关于无形资产投资数据的统计挑战和改进建议，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（如按行业和空间维度的投资分析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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